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，仿佛是一夜之间，衡岳市的大街小巷突然冒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卡拉ok歌房。压抑了半个世纪的中国人，在一天工作之后，吃完饭，呼朋引伴，买几打啤酒，借酒高歌，淋漓尽致释放歌喉，也不管五音不全，也不管要钱要命的典故，有趁着酒兴，抒怀心情，也有借着酒兴，成就好事，不一而足。
就好像手机一样，本来大砖头的9字头模拟机，别在腰间，抓在手上，气派非凡，假如坐在公交车上，手机一响，必定引来无数羡慕目光，于是装作不在乎的神态，解下手机，大声大气地吼着通话，全车人屏声静气，直至通话结束，再也不会有人私语。倘若有人问道：“大哥，大哥大这东西好啊，多少钱一个？”此人必定作无可奈何状，回话说：“贵着哪，一万多。”
一万多的模拟机一夜之间就销声匿迹，跟着出来小巧如掌中宝的数字机，也不再捏在手里了，在腰间皮带上挂一皮盒，啪嗒一声掀开盖子，掏出来放进去，优雅大方。钱越赚越多，手机做得越来越小，家里的饭吃得越来越少，外面唱歌越来越多。
不管是政府接待，还是私人聚会，饭后去ktv消遣已经成为了一道风景。
付真在“唱响”ktv定了一包厢，我们坐在醉意朦胧的付真车上，居然一点也不害怕。
到了门口，服务员认得付真，带着我们拐过几条窄窄的过道，进到一间十分宽大的包房里，刚坐下，ktv的经理就乐颠颠地跑进来，点头哈腰地与我们打招呼。
付真靠在沙发上吐着粗气，大手一挥说：“老规矩，三支红酒，两箱啤酒，一打雪碧。果盘你看着办。”
经理吩咐服务员快去办理，看我们满屋子美女，欲言又止。
付真看经理的样子，就很严肃认真地说：“不要，不要。没眼色啊？一屋子的美女在了。”
经理就退出去，在门边回过头说：“付科长，有什么吩咐就找我啊。”
付真生气地说：“那么啰嗦！有事会找你。”
服务员流水般送进来酒水果盘，打开了点歌台，调好了麦克风，谦卑地弓腰出去。我看着一茶几的酒，胃里翻上来一股浓浓的酒味，想吐。
喝酒醉能吐的人，再醉也不会伤身，如果酒下肚吐不出来，那就是冷酒伤肝，热酒伤胃。喝到胃出血的人大把，都是吐不了的人。
我属于酒后能吐的主，所以我不怕喝酒。
我扫视一眼房间，有个小小的洗手间，就推门进去，伏在洗手盆里，伸出手指直捣喉咙根，一阵恶心，胃里的酒和饭菜随即呕出来，一股怪味转瞬间就弥漫了整个小间。我赶紧打开水龙头冲水，再次伸手捣了几下，直到胃里空空如也，才轻松地捧水漱口。
收拾好自己，我拉开门，付真已经把红酒倒进了一个大肚玻璃杯，正在往里面灌雪碧。中国人喝红酒喜欢掺雪碧，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喝法，口感虽好，却透着浓浓的土气。就好像我们吃西餐不用刀叉而用筷子，或者牛排不用烤而喜欢炖一样。
姨和白灵挨在一起选歌，黄微微一个人坐在长沙发的角落，眼睛盯着电视机屏幕看。我知道她其实没看，她裸露的小腿因为冷气的缘故，居然微微泛起了一层细小的疙瘩。枚竹帮着付真在开雪碧罐，倒好了酒，她将空罐子扔进垃圾桶，拿起一只麦克风叫大家喝酒。
这回没有人拒绝了，都拿起面前的杯子，付真带头喊：“开心快乐。”
一阵闹腾，姨点的歌出来了，她清清嗓音，对着麦克风用指头轻敲了几下，挂在墙上的音箱发出沉闷的噗噗声，她点的是一首《真的好想你》，哀哀怨怨的唱完，大家鼓掌赞扬，白灵一把搂着还沉浸在音乐中的姨说：“想你老公了吧？”
姨摇头，眼里一丝淡淡的哀伤一闪而过。
“要我说啊，真的叫你家曾景明转业回家算了。现在日子多好过，转业在政府工作也好，自己做生意也好，不管做什么，都比在部队强。”白灵喋喋不休的还要继续说，被付真打断了她的话。
他说：“你懂个屁呀！曾营长在部队里干比在地方强多了，部队纯洁，思想都很正直，没有地方这么多歪歪道道。伶俐姐应该可以随军嘛。”
姨摇头说：“我才不随军呢。部队对家属虽然好，可毕竟跟地方是两回事。我去能做什么？没工作就只能天天呆在家里看电视，那样还不如杀了我。”她拿起小玻璃杯对我说：“来，郁风，我们两个喝一个。”
陪着姨喝完一杯，白灵也要跟我喝，接下来就是枚竹，随后黄微微在她们的齐声要求下，也跟我喝了一杯。跟我喝完，她们又把矛头指向了付真，付真来者不拒，豪气干云，一连干了几杯后，轮到了白灵唱了。
白灵唱了一首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，唱完后赖着老公付真喝酒，夫妻两个在沙发上滚做一团打闹，你挠我一下，我抓你一把，嘻嘻哈哈哈的，视如无人。
枚竹唱了首《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》，她唱的时候眼睛老往我这边瞟，我装作没看见，挨着姨闹着喝酒。
女人们喝酒只要开了头，就很难刹车。潜伏在她们心底的酒瘾一旦被勾引起来，她们能喝倒一大批自以为是的男人。
枚竹唱完后静静地坐过来，我们靠得很近，我似乎闻到她发间淡淡的香味。三支红酒已经喝了两支，付真就搬出啤酒来，倒得满茶几都是。
姨请黄微微点歌，她推辞了一番，还是起身去了，点了一首《祝你平安》，平平淡淡的唱完，说自己要先回去，怕老妈在家担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