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路上人静了，我就会洗脸漱口，有时候我会打开煤油炉，煮一碗面条做早餐，更多的时候我是空着肚子去办公室，等着中午食堂老王开饭的钟声。
日子就这样安静地过，我的社教工作几乎没有展开。柳汉书记曾经给我说，社教是五十年代的事，现在再搞，好像有回到历史的感觉。
早晨，农古！
关于社教，同我来春山县的一共有四个人，三个在城关镇，只有我，来到遥远的农古乡。我一来以后，上头就好像忘记了我，再也没有一个人来给我工作指示，我也没接到任何文件。在城关镇的三个我见过一次，都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，两个小伙子一个姑娘，据说他们来自市委机关，身上有着大机关人的优越与自豪。我与他们比起来，从心里就会滋生一种强烈的自卑。
首先我是小机关出来的，我出来之前连身份都没改变过。我所谓的身份，是我连个党员都不是。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机关人员，唯一的能让我来农古，就是领导答应只要我来，我的另一个身份就可以解决，即我马上就成为正式在编的国家工作人员，不再是仰人鼻息的二等公民。
所以我来了！
城关镇的三个社教干部打电话让我去聚会，我兴致勃勃地去了。
他们在县委招待所招待我，准备了一桌非常丰盛的酒席。席间他们大谈人生理想和抱负，他们都是年轻的党员，有一个在学校里就成了党员。他们的资历都比我好，毕业后就直接进了市委机关，我是毕业后两年才进的小局，而且还不是干部。尽管按照政策，大学生都有干部身份，可我，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干部的待遇。
我只好微笑，看他们指点江山。
三个同仁，一个毕业于北京人大，专门培养干部的学校，他叫郭伟。一个毕业于我毕业的那个城市。我们的学校比邻而居，叫廖文友。只有那个女干部，毕业于我生长城市的师范学院。但是她的背景最雄厚，据说她的父亲是我们市组织部的副部长黄奇善，是下一届部长的热门人选。她叫黄微微。
饭后我们都留了电话，他们三个在饭后都要离开，说是工作紧张，现在都是居村的干部，要下到村里农民家里去。对于我的工作，他们都艳慕不得了，说我一张报纸一杯茶，两腿一翘乐无涯。都说有空一定去拜访我。其中廖文友好奇地打听我的父亲是谁。
我笑着告诉他，我的父亲是个南下的干部，只是很小，小到可以忽略。
我没有骗他。我的父亲确实是个南下的干部。只是他在后来的岁月里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，因此他一生就只能呆在一个小小的企业里，做了一辈子的党务委员。
他们一点也不相信我，临分别的时候拍着我的肩膀嘱咐我说，大家都是同一路人，能提携的一定要互相关照。
我连笑的意思都没有了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