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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人来说，痛苦分许多种。
但是对思想家来说，真正的痛苦只有一种，那便是活着。
这就好像人们观念里的‘文人误国’，为何文人误国听起来就比武将割据、宦官乱政、昏君误国严重的多呢？
这当然不单是因为文人是百姓最常见的误国角色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身份、也在于这一身份所掌握的权力。
宦官、武将也多来自百姓，但宦官即使不误国，他的身份依然是宦官；武将没有误国，他的身份依然是武将，当然也不排除有微小的可能变成反贼或皇帝。
但文人若没误国，就会变成文学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思想家……反正不是文人了。
上升空间大，往往会使人在新的身份、新的职务上出现理论与实践脱节这一尴尬情况。
就好比说李贽，他在姚安府任上做的不错、也有一套正在周全的思想理论，但他是没有机会把这份实践。
一方面认为人靠童心、本性、本能就可以大治，朝廷应该尽量减少对人性的约束，传统德礼刑政的这套只会破坏本性，应尽量少对社会加以干涉、尊重妇女，人与人有致一之理。
另一方面又认为古今贤臣不是满口道德说教，而是实际做事为朝廷发展经济、寻找财政的人，人们应当追求功利。
可实际上，传统意义上的‘以理财为浊’，限制的可不是别人，正是从道德与价值观出发，限制那些有机会读超级多的书、考上科举、手握朝廷命脉大权的官员。
他的想法，随便满足一个，都可以说是社会的巨大进步；但要想在他这辈子全部满足，那只可能是整个天下的噩梦来了。
对地方不加限制的小政府，加上没有道德约束且鼓励殖财的官员，再打出一张人人平等的致一之理。
帝国崩溃指日可待。
但这不是李贽的错。
思想家为何会变成思想家？首先是因为他对所处社会环境不满意，这在以前几乎可以与对个人际遇不满意划等号。
因为他不但对环境不满意，还没有小了是改变自身周围环境、大了是改变国家社会环境的能力。
也就是说，又没有能力改变现状，在实践与理论的过程中发现问题、完善理论，但是到这一步卡壳了。
没机会用实践进一步完善理论，再用完善后的理论去重新投入实践，只能做敏锐的诊断者。
因为能完成这一步的人都不叫思想家，根据他们完善手段温和与否的区别，叫改革家与革命家。
一番试错下来，最后的实践也一定跟最初的理论大不相同。
思想家最大的痛苦是活着，在一个明知道永远与自己所思所想格格不入的世界里，长命百岁也是一种残忍。
他最大的愿望，是天下能有一个半个怜才者，让他这样的大力大贤有才之士得以效用，就算杀身图报，也必不忘恩。
矛盾的李贽，既反对儒家礼教，却又对观念推崇的今古义士狂热向往；既。